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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龙泉为何人才辈出

《清明上河图》(局部)

  周作仁

  龙泉宋明两代人才荟萃,宋代尤著。北宋仁宗天圣二年(1024)至南宋咸淳十年(1274)的250年间。龙泉有进士248人,属28个姓氏,其中鲍氏15人,张氏34人,何氏25人,季氏23人,叶氏20人,吴氏15人,何氏一门两宰相,何志崇三代五进士。北宋熙宁六年(1073)余中榜,全国进士596人,浙江37人,处州19人,龙泉有何执中、管师仁、叶涛、管师浙等11人。分别占1.94%、29.8%、54.8%。

  进士及第,便可进入仕途,多进士的县份必定多职官和文人学者。龙泉有何执中官至宰相,管师仁、何澹至副相,名列宋史《宰辅表》。明代胡深为开国元勋,封爵缙云郡伯。章溢官至御史中丞与宋濂、刘基、叶琛,被朱元璋尊为四先生。

  北宋全国1234个县,63个监(与县同级),入传《宋史》人物1461人,浙江84人,龙泉有周启明、吴材、鲍由、管师仁、何执中、叶涛等6人。南宋6人。人传《明史》4人。1920年出版的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,收录龙泉人名宋代32人,明代9人。

  宋史《艺文志》有何执中、鲍由、何侑、何偁、何汶、林越等人著作书目。存书《四库全书》有叶大庆的《考古质疑》、鲍彪的《战国策注》、叶绍翁的《四朝闻见录》《靖逸小集》、何汶的《竹庄诗话》,沈说的《庸斋小集》,真山民的《真山民诗集》。

  叶绍翁的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”,成为千古绝唱。管鑑为南宋知名词人,他的词作被选人《永乐大典》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《宋元三十一家词》《词综》《词律》等。现代唐圭章编纂的《全宋词》录管词68首。

  龙泉在宋代衣冠鼎盛,至元代始衰。许多文人学者为之困惑且叹息。元延右三年(1316)八月,邓文原作的《处州龙泉修学记》说:“龙泉故壮邑,世传欧治子铸剑其地,安有山川盘礴确郁积之气独钟物者乎?岂无明经伤行之士出面应时者乎?于将翘企面俟之。”文原为元官,不言龙泉宋代之辉煌。

  元至正十三年(1533)十月,宋濂作的《龙渊义塾记》,亦有类似的感感叹。他说:“龙泉旧为浙水东文献之邦,水心叶氏正则,西山真氏希元,实先后学鸣……掇巍科而典雄蕃者,声革相望,一时文物固尝盛矣!距今未及百年,而继之者何其鲜也。岂俗尚之不同,遽有古今之异哉?亦系学之兴衰?为何如尔?’

  宋濂“为什么会这样”的诘问,很值得我们研究回答。他提到的俗尚和教育,毫无疑问,教育是最重要的直接原因。两宋是非常重视教育的。仁宗庆历四年(1044),诏诸州郡县皆立学,设官教授,诏书云:“化民成俗,必自庠序,进贤兴能,抑由科举。”崇宁三年(1104)正月,诏增县学子弟员数,大县50名、中县40名、小县30名。八月,诏诸路知州、通判增入“主管学事”四字,要求州府衙门的一二把手兼管教育。九月,又诏诸路州学别置斋舍,即单独建校办学。政和四年(1114),又诏天下州县官皆带提举管勾学事,再次强调各级政府主管官员抓教育。龙泉旧志载:“元丰时,县令黄发修学讲经,自是邑多闻人。”这也说明主要官员抓教育的作用。

  更值得一提的是,北宋初年建立四门之学,招收士庶子弟为生员,以广招贤之路。只要家庭经济条件允许,平民百姓都可以人学,如何执中,就出身贫寒。科举取士之多也是任何朝代无法比拟的,两宋共取进士约4万人,是唐朝的10倍。

  在宋代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下,处州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南宋乾道间(1165—1173),温州知州王之望撰写的《增修处州学记》中说:“处州居闽浙之交,地偏而土瘠,视他郡为陋,前世闻人鲜焉,百年以来,衣冠盛于东南,名儒巨公磊磊相踵,以进士试有司者,无虑数千人。”同时代的杨困道的《云庄四六余话》载:“国初,二浙州郡士子应举者绝少,栝苍大比,今几万人,当年终场仅6人。当年指国初,北宋初年。”

  王杨二人所举的数千人与几万人,是指考试级别不同,以进土试有司者,是指省试中举参加全国性的进士会试,栝苍大比,是指选拔参加省级考试生员的州级会试。

  经济是基础。古今皆然,龙泉在两宋算是经济强县,农耕文明水平达到相当高的程度,宝剑、青瓷名扬四海,青瓷“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换回了巨大的财富,赢得了莫大的荣誉”。至南宋又生产出人工栽培香菇。丽水人姜特立,淳熙十一年(1184),从福建路兵马副都监调为朝官,到任之日,献诗100首,其中有香菌诗:

  薰蒸应地德,香滑异园蔬。

  天花非尔伦,金芝恐其余。

  雅而斋庖荐,不受羊羹污。

  欲将献天子,谁为达区区。

  并作小序云:“香菌出栝苍深山中,其味香滑绝妙,昔欲献之寿康,终不敢也。”不管姜特立是以香菇自况,还是真想把它作为保健品献给皇帝,都说明香菇为当年稀世佳品。

  宝剑业的发展,推动了冶金业,采银、采铜业有了相当的规模。宋史《地理志》载,北宋崇宁间(1102—1106),龙泉有高亭一银场。今石达石街道有地名银场,拟即此。周边尚有地名炉地垟、炉师坞、银样街。

  嘉定二年(1209),邑人何澹主编的《龙泉县志》记载当年青瓷、香菇生产和采银、采铜法。他描写采矿冶炼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说:“烈火亘天夜,则山谷如昼。”

  宋代龙泉衣冠鼎盛的根本原因是长时间的社会安定。吴越王自建国以来,始终尊奉北方朝廷为正统,称臣进贡,终五代没有发生过战争。苏轼《表忠观碑》载:“吴越地方千里,带甲十万,不失臣节,贡献相望于道,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,四时嬉游,歌鼓之声相闻,至于今不废。”南宋永康陈亮上书孝宗,建议重用人才,他阐述浙江多人才的原因说:“吴越王自建国以来未尝独立,以事中国(指中原)为重,及宋朝立国,钱俶以全家人京师,自献其土,故钱塘始终五代,被兵最少,而二百年之间,人物日益蕃盛,遂甲东南。”陈亮这番话也正说明龙泉宋代多人才的根本原因。

  战争的破坏是毁灭性的。古称龙泉为“瓯婺八闽通衢”,和平时代是温州、金华和福建的经济、文化交流中心,战争时期则是兵家必据之地。宋末,元军逼近临安,宋廷准备将两个小皇子(后来相继称帝,故称幼主)转移到福建去,授邑人季可为兵部尚书回龙泉招兵抗元,死守丽水、龙泉,保证两幼主入闽的道路畅通。宋亡后,又有季可余部张三八,聚众抗元。元派军队镇压,几度战斗,大伤龙泉元气,致使文献之邦至元代鲜有掇巍科、典雄藩者。

  明初,龙泉虽有胡深、章溢,辅佐朱元璋建成明王朝,立下了功勋,但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,至明中晚期,处州各地农民、矿工起义不断,至清初更是战事频仍。清顺治四年七月,建宁兵乱,流入龙泉等县。十一月,程煌、曹飞宇起事,初一日据县城,清遣防守参将陈元魁镇剿,至五年二月始平。六年六月李魁选据山反清。接连不断的战争,带给龙泉人民的是满目疮痍。顺治十二年(1655)前县令徐可先为《龙泉县志》作序,描写当年情景说:“戊子(顺治五年)夏四月,余奉调任剑川,正值寇燹蹂躏,郊坰赭棘,砾垣荒惨。登楼四眺,只炊烟几缕出残云断霭中……”又说,昔日所谓灵秀的山川,已经成藓谷烟墟;昔日所谓良田沃土,已成为鼠雀出没的地方;昔日所谓大户豪门,他们的后裔穷困潦倒。再也没人重视诗书,更听不到读书的声音了。

  县志载,顺治十六年,处州府定龙泉学额为县学12名,拨府4名。知县毛炳以“田荒民废”为由,减为10名。于是“土多废学”,民“于子弟学业罕能培植,延师简薄,课督不勤……文风不振,率由乎此”。此说差矣,文风不振,岂毛炳之过,战乱使然也。

  史称康乾盛世,而龙泉并没有这么幸运。康熙十三年(1674)正月,靖南王耿精忠与平西王吴三桂相呼应,据福建反清,授原处州协中军、后升福建游击的徐尚朝为总兵,进攻处州。五月陷龙泉,六月陷府城。与清总兵李荣、陈世凯交兵年余。十五年八月,贝子率满汉都统马将军喇台吉等率大军征讨始平。四十八年,福建彭子英农民武装进攻松遂龙云等处,清集金、衢、温、处四府兵会剿。此后虽有100余年稍为稳定的局面,但抚平战后的疮痍得有十几年,或几十年的时间,更何况至清代青瓷停产,百业萧条,民生维艰,文化教育成为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培植人才不是短期能奏效的。故龙泉清代少英才,不足为怪。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,政治清明,经济发展,社会和谐稳定,青瓷宝剑重放异彩,山川增色,雄秀空前,英才辈出之时代,必应时而至矣。

  【作者:周作仁(1936—2012),龙泉人,毕生从事教育工作,退休后热衷地方文史研究。编著有《龙泉古文献选编》《龙泉历史名人》,主编《龙泉民国档案辑要》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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